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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，通常伴随着该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发展，因此南京路的区划变动，不仅受到金朝政策的影响，还反映了宋金关系的变化以及金朝政局的动荡。
在金太宗至金熙宗时期，金朝的政治重心位于上京一带，且其统治主要集中在北方。尽管金朝成功攻陷北宋都城，导致北宋灭亡，但金人并未将北宋的旧都当作重点关照的地方，反而视其为边缘地区。因此，金朝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伪齐政权进行统治，后来又废除了伪齐，设立了汴京路来进行管理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：首先，这片土地曾是北宋的政治中心，刚被占领时，金朝对其并不熟悉，且缺乏亲近感和归属感。为了避免激起民众反感而不利于统治，金朝选择了通过建立伪齐政权来“以汉治汉”，希望通过“以和议佐攻战、以僭逆诱叛党”的策略稳固政权。其次，为了恢复兵力，避免与南宋直接发生冲突，金朝在征伐宋朝的过程中，面临兵力有限的问题。金将完颜宗弼每当遇见亲朋时，总是“相持泣下，诉以过江艰危”，而南宋大臣章谊在奏折中也指出“敌人穷兵深入，去国，攻劫焚荡”，暗示金朝的兵力捉襟见肘，难以有效控制中原地区。最后，从地理角度来看，该地区位于金朝的南部边疆，且与南宋直接接壤，距离金朝的统治中心较远，给金朝的统治带来不小的困难。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，金熙宗时期的汴京路被视为金朝政治的边缘区域。
展开剩余75%到了海陵王至金章宗时期，南京路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。首先，金宋之间的关系由掠夺和反掠夺并行，并且在这段时期，双方签订了皇统和议、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，这些和约不断影响南京路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化。其次，海陵王在加强金朝皇权、巩固统治的过程中，将都城迁至燕京，并将汴京改为南京，成为陪都。这一迁都行动有助于金朝更加有效地管理中原，并促进了南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化。海陵王的目标不仅是要巩固金朝的内部统治，同时也为日后征讨南宋做准备，南京作为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，逐步发展成了金朝的战略重地。尤其在正隆六年（1161年）后，海陵王南伐时，南京一度成为金朝的实际统治中心，从而使南京路成为金朝政权发展的重要地区。
进入金宣宗和金哀宗时期，南京路终于成为了金朝的正式国都，南京地区也逐渐成为金朝的直辖区域。自金章宗末年，金朝国力逐渐衰弱，蒙古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。为了躲避蒙古军的攻势，金宣宗决定迁都南京。选择南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南京地理位置优越，能够有效保障金朝的防御安全，特别是它“阻长淮，拒大河，扼潼关以自固”，与安徽、山东、江苏相邻，适宜农耕，有助于保障金朝的粮食供应；二是开封经过数代修建，宫室已趋完备，迁都后可避免大规模重建，从而减少对百姓的负担，帮助团结民众并凝聚抗蒙古的力量。因此，南京路自金宣宗时期起成为金朝的核心区域，成为金朝的统治中心。与此同时，金宣宗还在兴定元年（1217年）升河南府为中京，意在加强西部防线，确保南京的安全与稳定。河南府位于南京西面，起到重要的军事作用，成为了金朝对抗蒙古进攻的坚强防线。
研究南京路地区的经济史，首先需要关注该地区的人口变化。南京路曾是北宋时期的重要经济中心，人口众多且繁荣。然而，在金朝占领后，该地区经历了战乱后的颓败、恢复和再度崛起的阶段。为了理解南京路的经济发展，就需要深入探讨这一地区人口的变化。
金代南京路的人口在多次战争、政策调整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下，经历了极大的波动。最早在金太宗天会年间，金军南下攻宋，击败北宋，开始了对中原的占领，直到金朝灭北宋后，人口数量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。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金朝末期，并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。从史料中分析，金朝在这近百年里，南京路地区人口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：首先是金太宗至金熙宗时期的锐减，金军在攻宋过程中，因战乱、强制迁徙和百姓逃亡，导致了开封地区人口大幅减少；其次是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，人口逐渐恢复增长，经过战后的恢复与安抚，南京路地区的居民数量逐步回升；最后在卫绍王至金朝末年，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。
天会三年（1125年），金太宗发动南下攻宋战争，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宋金对抗。自金军攻占开封，北宋灭亡后，南京路地区经历了剧烈的人口波动。战争初期，由于金军的掠夺、焚烧和强制迁徙等暴力行为，大量百姓逃亡，导致开封地区人口锐减。根据史料记载，金军在攻占开封及周边地区时，杀戮无情，民众死伤惨重，甚至在南逃的过程中，许多人也未能幸免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，金军的掠夺范围极广，横扫了整个东南地区。金军对百姓的残暴行为，使得开封及周边的地区几乎陷入了荒芜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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